《青年文摘(绿版)》2017年第12期一期一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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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部队转业到公安系统，开始刮学历风，口才和笔头都不佳的海岩受不到尊重和重用，很自卑。参选北京市监狱团总支书记时，他在大会上只张嘴不出声，除非只有两个人，三个人他就紧张到不行。当他意识到领导就是“狗掀门帘子——全凭一张嘴”，又把自己锻炼得滔滔不绝，他的才能基本都是靠后天努力得来的。

《便衣警察》发表后，海岩成为公安文学四才子之一，从没文化一下子变成了有文化。公安部搞了学历速成班，分初、高中和大学，海岩得从初中班学起，每个生字抄20遍。《北京市夜校作文选》把他写的《一件小事》选上了，公安部夜校校长亲自操刀修改，改得令海岩极其恶心，从此他再不让别人改他的文字。

不久，他妈妈得了肾病，海岩没时间去夜校，作为公安部的“文豪”，同时又是第三梯队后备干部之一，他逃过了学历风。后来作协为解决知名作家的学历问题，在武汉办了作家班，需要住校两年。公安部批示：此人表现很好，只是工作走不开。于是，海岩到现在还是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

海岩比书斋作者多的是一份生活体验。1976年“四五事件”，他作为便衣被派往天安门观察群众，如果有人写了“反动标语”要跟出场外。那天下着大雨，他们一直守着，领导后来问海岩为什么没有跟出去。他装傻说：“都是文言文，我看不懂。‘扬眉剑出鞘，我哭豺狼笑’，我还以为是革命群众写的。”

三个月后唐山大地震，他是北京抗震救灾先遣队的第一批。这两次记忆都变成了铅字。在部队里他当过炊事员，转业后先后辗转于劳改局、前门大街派出所等部门工作，是白纸坊路口站过半年的交警，在公安部政治保卫处负责抓“反革命”，潜伏在竹园宾馆搜集情报，现在又在一个拥有17万员工的集团当老总。

北京电影乐团团长王立平请他帮忙联系国际刑警，抓捕一名携带意大利小提琴出逃的工作人员。尽管案子没破，还是成了海岩的素材。“我创作的东西都来自于我的生活，只不过是我对生活的积累和记忆，不是对具体事物、人物和细节的记忆，而是对生活规律的判断，对生活情绪和情感、观念的积累。”

在父母眼里，海岩是家中唯一没上过大学的人，干的也是炒菜、端茶的活儿。20多年前，海岩说过：“像我们这种中年人，你要照顾到老的感情，照顾到小的情绪，太累了。”

“我没有宣泄的出口，就是忍着慢慢消化。”别人通过抽烟、飙车、购物来减压，这些方法对海岩都不管用，他也不向人倾诉，只能埋在他编织的故事中化解白天的烦恼。

但他也承认，他得到的最大的尊重来自于他的企业，而不是文化。与其他领导吃饭时，人家夸他写得好。他问：“你看吗?”对方说：“我家保姆看。”从企业界到作家圈，没有人和海岩谈文学。

相比本职工作，写作只占海岩业余时间的十分之一，尤其是近两年。他的写作工具更让人咋舌，他让记者看他的手机，新小说是以短信的形式，只要有一点空闲，比如吃饭时等上菜，他就写一条发给秘书整理。他不像别的作家辗转于灵感枯竭，体力够就没问题。海岩每天能够开始写作的时间不会早于晚上22点，有时他困得意识模糊了，还能继续写一会儿。因此，他常骄傲地宣称，他是中国最勤奋的作家，就像他总结自己的职场成功学秘诀：勤奋+忠诚。对写作，他也有这种本能的责任感。

鲁迅与我七十年

周海婴

我是意外降临到人世的。因为我母亲跟我讲得很清楚，她说当时他们的生活环境不安全，能在上海住10年，是他们想不到的。到上海之前在广州、厦门颠沛流离，这么一个状态下……他们觉得有个孩子不仅带来拖累，而且以后不能良好抚养、教育，甚至还有生命危险，所以他们不想要。我母亲生我的时候，已经是30多岁了，算是高龄产妇，是顺产，不是剖腹产。但是我是被钳子夹出来的。

我生下来之后，父母就没带过我到北京，因此没见过祖母。但祖母总是托人写信来，她常常寄好东西给我，像北京的榛子，比现在的榛子好吃很多；还有她自己腌的酱鸡酱鸭，因为路途远，有时一打开，酱鸡酱鸭发霉了，妈妈只好扔掉，而我觉得太可惜。

我的名字是父亲给取的，“先取一个名字‘海婴’吧!‘海婴’，上海生的孩子，他长大了，愿意用也可以，不愿意用再改再换都可以。”父亲很民主，就是这么一个婴儿，他也很尊重我将来的自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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