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残损的手掌教材分析
三是直面人生苦难。诗人走过了长长孤独而寂寞的路,直到抗战爆发以后,经过民族危亡的血与火的锻炼,他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担任了香港分会的负责人,主编《星岛日报》《星座》副刊,本着“尽一点照明之责”的决心⑨,投身于抗日洪流之中。
应该说,戴望舒在整个抗战时期,包括沦陷时期他的言行都无愧于“文协”集体的规范和民族大义。他以一己之心,为万众服务,以个体生命承担民族和历史的责任,用“苦涩的诗节”,“为灾难竖里程碑”(《赠内》)。他把《手掌》一诗写作时间前移,就是为了张扬和坐实这一价值,对污陷他“附敌”之说,作更有力的驳斥。
值得体味的是,这种张扬和坐实是在诗人的“自辩”得到文协认可以后去做的。诗人完全可以不这样做,即便标出真实的创作时间,也无损于诗人。另外,如果不是有机缘读到诗人收存的剪报,读到《断篇》一诗及其编贴剪报时的有关说明文字,可能永远不知道这首诗尾注的时间错置,诗人创作的流变会永远成为难解的谜。诗人良苦的用心,是出于一种防御性的心理,其中还能看出有难以言明的顾虑。人民革命已经胜利,历史面临一次全新铸造,民族新生不再遥远,这些当然鼓舞着诗人沿着业已行进的道路义无返顾地走下去,“迎接花一样重开的日子”(《偶成》)。革命具有巨大的号召力,但可能又成为锋利的双刃剑。或者对思想领域的问题缺少应有的认识和经验,不能正确自如地判别对立斗争中种种复杂问题;或者因大潮中鱼龙不分,“左”和奸诈的小人,利用革命过程中某些失控的环节和空隙,滥用革命的权威和权力。种种情况,给许多善良正直的人们带来苦难和坎坷。诗人已经遭受了一次,只要这种机制还存在,难免不会有第二次和第三次。他要有所预防。他的这种顾虑也并非祀人之忧。
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时,他的代表资格受到严格审查,并向更大的范围取证。后来即使通过了审查,在会议期间,仍然有人再次提出。但他的“顾虑”却在他的朋辈身上,不幸而成为事实。他的许多朋友(包括曾经呵护过他的长者)在扩大的反右斗争和十年浩劫中,都无法自保,蒙受了无妄之灾。当年曾一次又一次举揭戴望舒的人当中,有的也被卷了进去。十年浩劫期间,更多的人,以至我们整个民族都陷入沉痛的耻辱和苦难中。
经过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再来体味戴望舒当年创作《手掌》的过程,不能不为诗人的敏感和苦心所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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