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乡村教育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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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孩叫贺露，是五年级的学生。因为年龄最大，他成了这里的“孩子王”。

　　其实，贺露应该读六年级。去年秋季开学时，本应和他一起升到六年级的五六个同学都没来报名，只剩下了贺露一个。六年级这个班最终没有开起来，贺露只好回到五年级“重读”。对此，白随宝解释，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成绩太差”。

　　上午8时10分，正在教室里自习的贺露突然从教室里冲了出去，跑到院子里的一棵大树前，敲响了挂在树上的一个生锈的铁铃铛——下课了。“我是自己愿意打铃的。”贺露笑着，露出两颗兔牙。自从一个多月前有了手腕上戴着的那块黑色电子表，他主动承担起了打铃的任务。“如果不打铃，就不知道啥时候上课，啥时候玩了。”贺露说。其实，学校以前有电铃，后来坏了，就再也没修好。12 20xx年中国乡村教育调查报告

　　上午一节数学课，一节语文课。语文老师没来，五年级的孩子只能回到教室里自习。另外两孔窑洞内，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几个孩子依然没有停止打闹。贺露似乎没法让自己静下来学习，隔一会儿就抬起手腕，看看几点了。

　　其实，和同龄人相比，这个14岁的小男孩眼中的学校少了本该有的东西，广播操已经好久不做了，缺少的还有家长会、联欢会等本该有的活动。

　　不过，经常去县城的贺露比他的同学见识广、本事多一点：他会简单地用电脑，还会打字、玩游戏。

　　学校“单纯”地只剩下了上课。虽然每天安排了六节课，但孩子们开设的课程却极为简单。除了语文、数学等县上统考的科目外，美术、音乐等课程一概没有。体育课倒是开的，因为人数少，只好将全校的学生集中起来上，发给篮球、排球，或者任由孩子们在校园里嬉戏。

　　和城里的小学生不同，他们不用参加英语考试。因为英语老师一直请不来，本该三年级就开始的这门课程一直没开，考试也就自然取消了。

　　对于外面的东西，“差生”贺露还是有一丝向往的。今年“六一”儿童节，学校放假一天。后来，贺露听转到城里上学的小伙伴儿说，他们的学校在“六一”节办晚会，表演节目，羡慕得不行。

　　一部乡村学校的衰亡史

　　上午9时，放学了。白随宝回到宿舍，打开电蒸汽炉，加热放在里面的两个馒头和一碗小米红豆稀饭。那是他的早饭。

　　早饭是他从家里带来的。自从到外村教书，白随宝的日子就变成了这样：每天早上，他会带上老伴儿准备好的早饭赶赴学校，早上上完课在学校里热热吃，下午放学回家再吃一顿现成的。

　　从老师、学生和村民们的讲述中，记者拼凑出了一段红旗小学不完整的历史。这所学校建于上世纪xx年代，村子50多岁以下的村民大多在学校里读过书。19xx年，学校还办过一年初中。xx年代初，学生人数曾多达400人。

　　可是，从本世纪初开始，学生人数开始逐年下降。XX年，白随宝调到红旗小学时，虽然还有七八十个学生，但已经出现了在校生大幅下降的隐忧，七八十个学生大多分布在高年级，低年级一个班才三四个。

　　另一个让他们担忧的事实是：优秀的学生不断地向县城学校流动。XX年年，学生中还能发现几个好苗子;20xx年，考过全乡第一;但从今年开始，剩下的这些学生已经让他没了信心，“好学生能走的都走了，剩下的要么是实在太差的，要么就是家里穷走不了的”。

　　期中考试，贺露的数学考了50多分，全班第一，其他几个才考了三四十分。“瞧瞧，最差的学生如今变成最好的了。”白随宝说。而今，这位有着30多年教龄的老教师只能靠回忆，才能拾起当老师的那份荣耀。

　　白随宝的家在清涧县下十二里铺邓家沟村，骑摩托车到红旗小学需要半小时。19xx年，村里有个小学，还有七八十个学生，但“老师请不来”。于是，村干部找到了刚刚高中毕业的白随宝，希望他去教孩子们。

　　他应了下来，当上了民办教师，一天10个工分，“顶得上一个好劳力”。再后来，不挣工分了，每月工资是30块钱，直到19xx年转成公办教师，他的工资均在百元以下。

　　提起当年“人丁”兴旺日子，白随宝眼里泛光，“学生多了，就容易发现好苗子，哪个老师不愿意教好学生?”

　　一直以来，全县最好的初中——昆山中学都面向全县招收“重点班”学生。白随宝带毕业班，几乎每年都能考上一两个。最多的一次，全乡总共考进去了6个，其中4个都是他的学生。考上县重点班的学生，家长会请老师到家里吃饭，炒菜、喝酒，最好的要算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

　　白随宝家里，至今保存着那些见证了他辉煌教学业绩的凭证。“学习标兵”，全县第一、第三的荣誉证书，“县模范教师”。最近这些年，他已经换了三所学校。而如今的这所，也不知道能待多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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