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中小农制分析探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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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国历史上绵延上千年的“维生型小农制经济”

　　我国自汉唐时期至明清之际的1800余年间，虽然传统的农业生产要素组合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突破，但是由于人地矛盾日益紧张的压力，逐渐形成了以高劳动投入和节约耕地型为基本特征的精耕细作农业，基本维持了中国历史上绵延上千年的“维生型小农制经济”。这一时期，中国历代官方记录的总人口大体保持在6000万人上下(比如公元2年为5959万人，280年最低为1616万人，1109年最高为12100万人，1602年为5631万人)，耕地总面积基本保持在8亿亩左右(比如公元2年为8.27亿亩，976年最低为2.95亿亩，1581年为7.01亿亩，1602年最高为11.62亿亩)[11]，人地比率大约在8亩/人以上(比如公元2年为9.15亩/人，140年最高为10.7亩/人，1393年最低为8.62亩/人)[12](p96)。虽然这一时期的人口和耕地都是趋于增加的，但是由于二者的增长速度有所不同，人口增长往往快于耕地增长一倍左右(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和0.55‰)，因而人地比率变动总趋势是下降的，且呈现出波浪式升降的历史特征(比如公元2年为9.15亩/人，146年最高为10.7亩/人，961年为7.96亩/人，1109年为5.5亩/人，1393年为5.69亩/人，1592年最低为4.16亩/人)[12](p98-99)。因此，有的学者提出：“中国历史上农业精耕细作的许多方面都可以追溯至最早的时候，比如养蚕酿酒、种瓜栽豆，起始于商代;播种施肥、深耕细作，普及于战国;镰斧犁铧、锹铲锄靶，初见于西汉”[13](p61)。而进入北宋以后，“促进农业生产的核心技术是耕作制度，即通过引进新的作物品种和提高复种指数，足以使农业的前沿地带越来越离开低地、盆地和谷地，而进入较干旱的丘陵和山区”[13](p169)。这样，“中国历史上的农作物复种指数极有可能在北宋时期就大于1，至迟在明清时期已超过1”[14](p98)。从总体上看，“中国在西汉、唐朝、宋朝、明朝等几个主要的朝代，粮食总产量已分别达到591.4亿斤、664.7亿斤、1205亿斤、1453亿斤，粮食平均亩产分别达到264市斤、334市斤、309市斤、346市斤，农业劳动生产率分别为3341市斤/人、4261市斤/人、3862市斤/人、3726市斤/人”[15](p195)。因此，美国学者西奥多•舒尔茨曾经指出：“中国传统农业可能是贫乏的，但其效率是很高的。农业生产要素的使用较少有不合理的低效率现象，小农作为‘理性经济人’毫不逊色于资本主义企业家”[16](p37)。

　　特别是中国自北魏至隋唐300余年间，历代统治者都积极推行“均田制”，不仅使政府控制的小自耕农人数大大增加，而且也保证了中央专制主义集权统治的赋税来源和经济基础。比如，唐朝的“百亩授田制”规定：“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顷，其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老及笃疾、废疾者，人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当户者增二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余为口分。……凡授田者，丁岁输粟二斛，稻三斛，谓之租。丁随乡所出，岁输绢二匹，绫、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三两，麻三斤，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谓之调。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17](卷五十一•食货志一)。这样做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上爱物以养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产而取以给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为用度之数。是三者常相须以济而不可失，失其一则不能守其二”[17](卷五十一•食货志一)。当然，在中国历史上既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地矛盾的技术问题，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分配不公平的社会制度问题，因此“中国历代的人口循环、耕地增减循环和社会治乱循环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就不是偶然的现象”[12](p179)。

　　(三)中国历史上的小自耕农命运及其小农制的瓦解

　　进入清代中叶以后，我国小自耕农的命运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转折，小农制趋于瓦解。比如在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中国人口已增至1.77亿人，嘉庆五年(1800年)增至2.95亿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增至4.3亿人，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增至5亿人 [18](p401)。这一时期，我国耕地面积虽然仍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比如1776年为9.89亿亩，1893年增至12.45亿亩，1933年增至14.7亿亩)，但是由于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耕地面积的增长，人地比率在1776年下降到3.7亩/人，1893年仅为3.23亩/人，1933年只有2.94亩/人，已经低于清代人口学家洪亮吉提出“率计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维生型小农经济的临界点[12](p292)。而随着人地矛盾日益加剧，小自耕农的劳动效率不断下降(比如明朝时期为3726市斤/劳，而到清朝中叶仅为2094市斤/劳)[12](p216)。所以，有的学者提出：“清康、雍、乾三朝，比较过的是有秩序承平的日子;然到乾隆中叶以后，清室即入衰运”[19](p865)。也就是说，“进入清中叶以后，我国北方的人地比率已低于4亩/人，南方的人地比率已低于2亩/人，这是引发白莲教起义和空前规模的太平天国起义的经济根源”[20]。总的看，“在1350年至1950年长达6个世纪的蓬勃的商品化和城市发展过程中，中国小自耕农的生产方式实际上已经陷入到一个高土地产出率与低劳动生产率并存的‘均衡陷阱’。假如把不同的复种指数计算在内，每亩耕地平均产量就等于216～247斤或每英亩647～740公斤，比美国的每亩133斤或每英亩400公斤高出甚多，但中国每英亩小麦所投入的人工是美国的23倍，每英亩高粱则是美国的13倍”[21](p13)。这样，“正当西欧的小农经济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改造时，中国的小农经济却在日益内卷化。而当西欧的小农社会正在经历阶级分化和全面向资本主义转化时，中国仍停留在小农社会阶段。尤其是当西欧越来越多的小农正在转化为新兴的无产阶级成员时，中国的小农仍旧是小农，只是经历了部分的无产化。这些差别是双方财富与势力的不均衡，是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之害的社会经济背景，同时也是促成十九、二十世纪大规模农民运动的乡村危机的根源”[21](p301)。正如英国社会学家r•h•托尼对1931年中国小自耕农的生存状态所作出的形象描述，“有些地区农村人口的景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腰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22](p1)。这种“小片的土地、古老的耕作技艺、变幻莫测的气候以及国家强征的徭役、恭金、贡品等，使每个村头都可见到饥饿的幽灵，有时还发生饥荒，他们面临着极其严重的生存危机”[22](p1)。比如仅就我国人均占有原粮的数量分析，“战国时期为921市斤/人，秦汉时期为963市斤/人，唐朝为1256市斤/人)，宋朝为1159市斤/人，清中叶为628市斤/人。而到20世纪上半期已经跌入低谷(1947年仅为417市斤/人)，这是战国以来最坏的状况”[15](p195)。可见，“这个半无产化了的小农经济的形成，正是中国解放前农村数世纪以来大规模动荡的结构性基础”[21](p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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